王泉根不过只讲了“现代文坛”三件“谢本师”的事情──其实是两件，便自谓“回顾”了“本世纪中国文化界”“谢本师”的“一幕幕”。可惜他连基本的史实都没有弄清楚；看来，王泉根的学生们也该“谢本师”了！
1901年，章太炎作《谢本师》一文，拒绝接受老师俞曲园的批评，成为近代史上颇引人关注的一件著名掌故。章太炎何以要“谢本师”呢？王泉根《中国现代文坛的“谢本师”》（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7月21日）说，是由于“章太炎走上反叛传统经学的道路，尤其是结识孙中山后，力辟康梁保皇言论，倡导反清革命”。
章太炎从来就没有走上过什么“反叛传统经学的道路”，在“谢本师”之前也根本谈不上“结识孙中山”。他结识孙，成为革命党，与康梁决裂并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“力辟”，都是“谢本师”之后的事。而俞曲园，也不该划入“现代”，归入“文坛”。
章太炎是在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正月父亲死后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的，而非王泉根所说的1891年。在八年（此为虚数）学习生活中，师生感情很融洽，故《谢本师》说“出入八年，相得也”。太炎自述治学，也有老师对他“称善”、“以为然”的记载，太炎对自己于“同侪”中“能知人所不知”也“颇自矜”。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所作几十篇“课艺”，还曾被收入《诂经精舍课艺》，足见老师对这位优秀学生的欣赏。正因为欣赏，所以1897年1月章离开诂经精舍，到上海去任职，俞樾很不高兴，觉得可惜。当然，在经学趋向及某些具体学术问题上，师生并不全然一致。太炎治经专尚古文，俞樾却“颇右公羊”，但这纯属学术上的和而不同，很正常，谈不上“反叛”。对学生的“专尚古文”，老师不仅完全理解，而且乐得包容。据太炎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记载，有一次，康有为从杭州经过，将《新学伪经考》一书拿给俞某看，俞樾笑着对太炎说：“你自言私淑刘子骏，这个人却专门与刘氏为敌，正如冰炭矣。”足见俞樾对学生的经学趋向是包容的，也可见章的“谢本师”与二人经学上的歧异毫不搭界。而且，太炎还认为，如果确切地品评俞樾其人，唯有“近代经师”四字可以当之。曾国藩说俞某只是个“闻人”，太炎批评道：“先生虽广涉群书，先务自有所在，与夫泛滥记诵无所归宿者固殊矣！”这就进一步验证了俞氏经学在太炎心目中的地位，完全谈不上“反叛”。
其实，俞樾是个思想开朗并不顽固的学问家，但是，他的思想开朗有个底线，那就是不能超越忠君爱国。国者何？朝廷是也！因此，他可以容忍甚至欢迎学生在学术上创新，却不能容忍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朝廷。而此时的章太炎，尽管还没有成为革命党，但言论上已多有“越轨”，甚至割掉了辫子，这就超越了俞樾的底线，他当然不能容忍，于是便要削除这个学生的门籍。这对俞樾来说，当然是痛苦的无奈的。
这个时期章太炎最系统的反满言论，是1901年8月发表的《正仇满论》，汤志钧先生称它“是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批驳的第一篇文章，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论争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”。先前的其他“仇满”言论，都不如此文系统。足见章在“结识孙中山”前，对“康梁保皇言论”已有所“辟”，但太炎大量的愈加系统而严厉的“仇满”言论都发表于这之后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尽管如此，老师已经不能容了。恰好在这一年，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，来拜望老师，没想到老师大怒，以前所未有的凌厉辞气怒斥道：“闻而游台湾，尔好隐，不事科举，好隐，则为梁鸿、韩康可也。今入异域，背父母陵墓，不孝；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，与人书指斥乘舆，不忠。不孝不忠，非人类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！”
在这段责骂中，没有一个字涉及经学或学术，全是政治道德。史学界在论述此段史实时也都一致认为，章的“谢本师”纯是由于“政治立场不同”，与学术无关。在俞樾看来，章太炎不走科举进身的老路可以原谅，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去却不能原谅，指名道姓地骂朝廷批皇上，更不能原谅；必须清理门户，予以惩罚。
面对老师的责骂，章太炎倒是搬出经学抵挡来着，回敬道：“弟子以治经侍先生，而今之经学，渊源在顾炎武，顾公为此，不正是要使人们推寻国性，明白汉、虏分别的吗？”意思是说，他仇满反满是符合经学精神的。但这是一种引喻曲譬的论辩方式，与什么经学上的“反叛”不沾边。相反，章太炎所要辩白的要点之一，就是他没有背离经学的要义。其后，太炎便写了不足三百字的《谢本师》一文，不客气地指出：老师如此替豺狼般的满清政府说话，莫非是因为在人家那里当过官吃人嘴短？但此文当时并未发表，直到五年后的1906年11月才刊载于《民报》第9号（也并非王文所说的“随即”）。于此亦可见太炎的彷徨痛苦了。
“谢本师”的“谢”，许多人都以为是“断绝”师生之谊，王泉根也以“师生关系破裂分道扬镳”为说，但细玩全文，不过是针对老师两项批评中的“不忠”一项作出回应，以示回绝，并没有像王文所说的那样，“表示自己从此将走自己选择的道路”。曲园去世后，太炎作《俞先生传》，虽不无微词，然通篇却充满敬意。故所谓“谢”者，应理解为“谢绝”，而且不是“谢绝”别的，仅仅是谢绝老师的批评而已。事实上，诚如汪荣祖教授所说，师生感情并未中止，“只是在思想上两人像是井水河水，各不相干了”。所以，太炎自定《太炎文录初编》，没有收《谢本师》，倒收了《俞先生传》。对此，恪守儒家人伦之道的李肖聃在《星庐笔记》中曾予以赞扬。
“谢本师”之后，章太炎才与孙中山定交。那是1902年2月，太炎东渡日本，住在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社内。此时梁启超给他的印象是：“宗旨较前大异，学识日进，头头是道。”而孙中山当时也在日本，在秦力山的介绍和陪同下，太炎去见孙，受到热情接待。据说，孙中山在中和堂“奏军乐”，并请一百多人作陪，共同饮酒，“酬酢极欢”，许寿裳、冯自由描述当时中和堂内的情景，均说是每人都敬太炎一杯酒，太炎共饮七十余杯而未醉。这次宴会对章太炎的革命生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，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记，日后在自定年谱中曾经特别强调──“自是始（与孙）定交”。
但是即便如此，太炎此时也还不是“孙党”中人。此时的孙中山，在日本的势力远较梁启超为小。后来太炎在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》中甚至说：“那时留学诸公，在中山那边往来，可称志同道合的，不过一二人。其余偶然来往的，总是觉得中山奇怪，要来看看古董，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。”政治上，章太炎基本还游离于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，并试图弥合两派的分歧和矛盾。所以，1902年3月他给吴君遂写信说：“今者，任公、中山意气尚不能平，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……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，而一线生机，惟此二子可望，今复交构，能无喟然！”章并表示，他曾对孙中山有过“婉讽”，可惜“不能调和平”。很清楚，王泉根所谓章的“谢本师”是由于“结识孙中山后，力辟康梁保皇言论，倡导反清革命”云云，与历史事实不符。至于说太炎“谢本师”后便“说到做到”成了鲁迅等流日学生的老师云云，那更是多年后的后话了！
当然，在“谢本师”之前，章与孙是见过面的，但太炎却明白表示二人“未相知”。1897年春，也就是离开诂经精舍不久，太炎在上海阅报得悉伦敦中国使馆逮捕了一个名叫孙逸仙的人，便问梁启超孙逸仙是什么人。梁告诉他“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”。章听了“窃幸吾道不孤”，“心甚壮之”。这时的章太炎，经学上已与康有为处于“冰炭”二极，政治上却基本赞成康梁变法。1899年6月，太炎在梁启超“座上”见到孙中山，觉得此人话中含有“卓识”，但又觉得孙“闪烁不恒，非有实际，盖不能为张角、王仙芝者也”。故二人此次相遇正如萍水相逢，未能倾盖如故，太炎自定年谱也就淡然道：“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，余于卓如坐中遇之，未相知也。”既然“未相知”，又何谈受孙影响而倡言革命呢？
王泉根为了导演他自己“‘报应’式的历史剧”，用艾青《忏悔吧，周作人》诗作为“现代文坛谢本师的一幕”。长乐文人周作人什么时候做过革命诗人艾青的“本师”？真是咄咄怪事！实则，周作人的徒弟法孙大都不肯“谢本师”，“周作人热”风总不时刮起，便是一个好证明。
王泉根不过只讲了“现代文坛”三件“谢本师”的事情──其实是两件，便自谓“回顾”了“本世纪中国文化界”“谢本师”的“一幕幕”。可惜他连基本的史实都没有弄清楚；看来，王泉根的学生们也该“谢本师”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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